鸢尾花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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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受争议的一个情节还是来自《红高粱》里的“颠轿”。颠轿是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民俗，在莫言的原著里，是这样描写的：“轿夫抬轿从街上走,迈的都是八字步,号称踩街，这一方面是为讨主家欢喜,多得些赏钱;另一方面,是为了显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度。踩街时,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,手扶轿杆的不是好汉,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,步调一致,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,让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任何幸福后面都隐藏着等量的痛苦。轿子走到平川旷野,轿夫们便撒了野,这一是为了赶路,二是要折腾一下新娘,有的新娘,被轿子颠得大声呕吐,脏物吐满锦衣绣鞋;轿夫们在新娘的呕吐声中,获得一种发泄的快乐。这些年轻力壮的男子,为别人抬去洞房里的牺牲,心里一定不是滋味,所以他们要折腾新娘。”有人就评论说，颠轿在现实民俗中的作用是讨赏钱，是在人潮拥挤的街上颠的，而在电影中，颠轿的场景变成了四下无人的旷野，而讨赏钱这一功能被去掉了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恶作剧。其实看了莫言这段话就会知道，张艺谋对原著还是比较忠实的，所谓的恶作剧折腾新娘，在平川旷野颠轿，在原著里都有提及，唯独把讨赏钱这一点去掉了。这种方式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，首先讨赏钱这个环节对电影来说可有可无，而电影作为浓缩的艺术不可能万事都巨细无遗；其次，电影和小说传达的思想还是比较一致的，小说说轿夫是为了获得一种发泄的快乐，民俗可以说是一种最表面化的东西，但并不能只注重民俗而忽视了民俗外壳下的人性。也许从形式上来讲，颠轿的民俗是一种为讨赏钱的喜庆活动，但是电影和小说着重的还是从这个民俗活动挖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这就是一种旺盛生命力的宣泄。同时电影中的“我奶奶”也是通过这个情节爱上“我爷爷”的，这也表达了一种对生命、对爱情的向往。

第四类，虚构民俗奇观获取象征意味。这一种表现手法应该是争议最大的了，最典型的应该就是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陈家的一系列规矩：老爷今晚要宠幸谁了，就会在谁的院子里点上大红灯笼，早上老爷走了，灯笼就要灭掉。谁当天受了宠，谁就可以享受捶脚的待遇，并且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点菜。而谁要是失了宠，就会用黑布把灯笼全部封起来，被打入冷宫。这一系列的规矩在苏童的原著《妻妾成群》里是不存在的，完全是张艺谋为了电影的需要虚构出来。我个人觉得首先姑且不论它属不属于伪民俗，它属不属于民俗的范畴都有待商榷，因为所谓的民俗必须具有集体性的特点，就是陈家有这个规矩、张家李家也有这个规矩，才称得上民俗，而如果仅仅是在这部电影的这个宅子里，有这样的规矩，有可能只是规矩，而不是民俗。其次我觉得在电影里运用这种手法本身无可厚非，个人觉得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是一部很特别。很后现代的电影，具有非常浓厚的象征意味，灯笼、捶脚、点菜等等仪式化了的东西，都是一种象征。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乔家大院的这个场景，整个就给人一种封闭、游离的感觉，一种并非人间的寓言意味。还有《红高粱》里，酿出高粱酒以后祭祀酒神的活动，要喝酒、砸碗、唱歌，给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感觉，觉得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出现在舞台上，而不是生活中。然而祭祀酒神的仪式在片中出现了两次，第一次其实是为第二次作铺垫的，而第二次是他们在去杀日本鬼子之前进行的一个仪式，当祭祀歌再度唱响，那种雄壮的气氛就油然而生，使人产生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慨。

另外还有一点思考就是张艺谋电影和民间叙事传统有没有什么关联。比如在《红高粱》中开头有一个声音说道：“坐轿不能哭，哭轿哭轿，没有好报；盖头不能掀，盖头一掀，必生事端。”而巩俐上轿以后，不仅掀了盖头，还嚎啕大哭。而其后果然发生了许多波澜，先前的那个声音仿佛一语成谶。我觉得这应该在民间叙事里能找到影子。也可以说运用到这里，是一种运用民俗话语对情节的发展进行提示。

最后总结一下：文艺民俗和现实生活中的民俗必然是不同的。文艺工作者对生活中的民俗进行放大、拼贴、改写甚至虚构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创作手段，我们应该允许这种创作手段的发挥，才能确保文艺和民俗形成良好的互动，生生不息，细水长流。